中国工程院院士,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8研究所名誉所长、集团科技委常委、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荣誉顾问、信息产业部电子科技委常委。曾任四川固体电路研究所、中国华晶电子集团总工程师。

    1956年、1962年是中国人值得回味、也是IT界值得大书特写的年代。今天,《中国电子报》隆重举办中国电子信息技术发展50年暨中国电子学会成立45周年纪念活动,意义深远。在深情缅怀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和科学家的卓识远见,回忆我国诸多重要事业与机构1956年筹建、1962年正式创办这一史实的同时,可能还意味着我们逐渐“告别”辉煌了半个多世纪的微电子时代,激励年轻一代继承并超越前人,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,紧紧抓住世界经济当前这一长波的“战略机遇期”,以深怀忧患的意识、卓越创新的精神,去“迎接”更加辉煌的纳电子时代的到来。

    1956年,晶体管发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,发明者肖克莱在靠近他母亲的帕托•阿尔托山景城成立半导体实验室,并因此诞生了“集成电路大学校”的仙童公司以及后来衍生的诸多半导体公司,形成了20世纪硅谷文明。这一年,美国历史上从事技术、管理和事务的“白领工人”第一次超过从事体力劳动的“蓝领工人”,因而1956年被一些学者(如奈斯比特)认为是进入“信息社会”的年份。

    1956年,在新中国建立没几年的时间里,我国领导人就提出了“向现代科学进军”的号召。当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制定了《1956-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》,并选定半导体、计算机以及当时保密的原子能、导弹等作为计划的“六项紧急措施”,相应实施了人才培养、筹建研究机构等具体方案。这一年,我国不少科学家把它看成是“中国信息化的起步年代”。

    当年,在发展半导体产业方面,提出了两项关系重大的措施。一是在北京大学创办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业;二是在中科院、原工业部建立半导体研究所。我很幸运,两件好事都赶上了,并又在学习和工作中碰上了好老师和好领导,受益终生：黄昆等老师把我带进了半导体科学新领域,武尔桢总工程师则引领我走上了开拓集成电路工程技术的道路。

    黄昆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大家所共知的。但从作为他的一个学生看,黄先生对我国的最大成就与贡献则在于教育,他和其他老师开创了中国半导体教育,培养了众多学生,他当年讲课所形成的《半导体物理》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杰作,至今乃在哺育着学生。听他讲课,完全是一种悦耳、舒心的享受,他会把一些深奥难懂的理论,讲得使人有一种顿悟的妙感,不仅理解了“教条”,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领悟了“方法”。记得一次期中考试,有一道复杂的演算题,我实在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,就仅仅列出了解题步骤、可能得到的结果及其物理意义,未想到先生却几乎给了满分。

    武尔桢总工程师的风格则不同,他给人一种技术特有的严肃感。他鲜有言语,经常略有所思,对技术方向,常有“一言中的”妙处。早在面结型锗晶体管时期,他就布置了硅平面工艺研究,并开始跟踪“小型化”技术动向,让我负责当时称为“固体电路”的集成电路预先研究。他不仅在一个主方向上着力,还善于突出主要矛盾,开展当时阻碍主要课题进展的专用设备、材料等研究工作,使十三所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业研究所,对我国半导体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    去年,我国航天、原子能、计算机、自动化、电子学等事业都迎来了50周年华诞,计算机界还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大会,我前后也参加了半导体学科创办50周年暨黄昆先生铜像落成揭幕庆典和十三所筹建所50周年大庆,碰到了不少老同学、老同事,大家都认为1956年确是一个光辉的年代,它吹响了我国科技的第一个春天！仅在这一年的上半年,毛泽东主席前后就发表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“论十大关系”、提出了繁荣科学与艺术的“双百方针”、号召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“向科学进军”等奋发人心的论述,并形成了包括规划与措施在内的一系列英明决策。尽管不久后出现了许多持久影响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政治运动,但在很短时间内我国在很多方面仍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,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多么了不起的人类精英。

    半个世纪过去了,今天的环境与条件都远胜于过去,我们有理由相信,年轻的一代必定会做出比他们父辈远为杰出的成绩,为我国的“和平崛起”担负重任。